过去,我们总把目光投向那些沉迷游戏、刷屏到深夜的青少年,却很少意识到,家里的父母正不知不觉间成为“屏幕依赖”的新面孔。老年人网络成瘾,究竟在多少家庭中无声无息地蔓延?
一部手机成了王阿姨的“避难所”
“她本来是来帮儿子带孩子的,结果却把自己‘搭’进了手机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倪晓东主任医师讲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案例。
王阿姨(化名)今年六十多岁,半年前离开老家来到上海,照顾刚刚生产的儿媳。初来乍到的日子,远比她预想的艰难。路不熟、人不识,出门买菜连菜场在哪个方向都摸不着,日常生活用品全靠儿子网上下单送上门。白天,儿子儿媳上班后,家里只剩她、孩子和月嫂;晚上,儿子回来得晚,也说不上几句话,王阿姨愈发感到孤独。
儿子看出了母亲的落寞,便递过一部手机:“妈,没事情就看看视频,打发打发时间。”起初,王阿姨只是刷刷短视频,看看那些推送来的老家风土人情视频——熟悉的口音、熟悉的场景,让她感到一丝慰藉。然而,这个“打发时间”的举动,逐渐失控了。
王阿姨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拿起手机,刷视频、点赞、签到、蹲直播间,慢慢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生活的优先级也在无声中改变,本该下午三点去烧菜,刷着刷着一抬头竟已五点,才猛然想起今天的饭还没做;买菜拖拖拉拉,家务也变得懒散,总想着“等会儿再弄”。最严重的是,她的睡眠彻底乱了套。夜深人静,忙完所有家务后,她躺在床上继续刷手机,越刷越清醒。“以前在老家,沾了枕头就能睡着,晚上九点准睡了,现在十二点都没睡意,早上却又醒得太早。”王阿姨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
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时,王阿姨的主诉是“睡眠障碍”,然而倪晓东主任经过详细评估后发现,王阿姨的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失眠,而是网络成瘾所导致的生物钟节律紊乱。
老年人为何比想象中更容易沉迷网络?
倪晓东说,随着年龄增长,人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密度会自然减少,这意味着老年人从日常活动中获得的愉悦感比年轻人更弱。倪晓东打了个比方:“就像味觉迟钝了,需要口味更重才能吃出味道一样。”而网络上的短视频等恰恰提供了高频刺激,通过即时反馈、点赞互动、直播间打赏等,不断激活大脑的奖赏通路,让老年人容易形成生理依赖。与此同时,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老化也让老年人的自控力不断下降。倪晓东介绍,前额叶就像大脑的刹车系统,这块功能减退后,冲动控制能力和执行功能都会减弱老年人也就更难从沉迷中抽身。
然而,心理层面的需求缺失,才是老年人网络成瘾根本的推手。倪晓东指出,沉迷网络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退休让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陡然改变,家庭对他们的需要也在减少,而子女往往忙于工作,无暇陪伴。多重因素叠加,使许多老年人陷入价值感丧失的巨大落差和社交真空。网络恰好能填补这片空虚。“有些老年人把看到的视频分享给亲朋好友,别人点个赞,他就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还能给大家带来价值。”倪晓东说,“虽然是虚拟的,但这确实是一种心理需求的满足。”
环境的变化更是催化剂。像王阿姨这样离开熟悉的故土和社交圈,来到陌生城市帮子女带孩子的老年人,现实中社交极度匮乏,网络反而成了最易获得,也最不离不弃的陪伴。当现实的人际纽带变得稀薄,虚拟世界便悄然占据了情感缺口的重要位置。
不只是“多刷一会儿”那么简单
消遣和成瘾的边界在哪里?一个老人天天刷手机,到底只是“玩玩”还是已经出了问题?倪晓东给出了几个可供参考的判断维度。
第一是失控。本来说好只看半小时,结果根本停不下来,尝试减少使用却屡屡失败。
第二是耐受性。使用时间越来越长,从最初每天半小时一小时,发展到四五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
第三是戒断反应。手机不在身边就焦虑不安、烦躁难耐,一旦拿回立刻舒服了、开心了,这意味着已经形成明显的依赖。
第四是优先级改变。原本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全被挤到后面,只要拿起手机,其他事情似乎都不愿意做了,生活的重心偏移。
第五是功能损害。生理或社会功能已经出现损伤,比如出现睡眠紊乱、视力下降、颈椎疼痛等身体问题,家庭矛盾增多,即便知道有害仍继续沉迷。
第六是持续使用。明明清楚一直玩手机不好,家人提醒后嘴上答应“好好好”,行动上却依然我行我素。
如果出现以上多种表现,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而沉迷网络的后果,远比“眼睛累了”“睡得晚了”严重得多。首先是身体的损害。长时间刷手机导致视力模糊、干眼症,黑暗中刷手机甚至可能诱发青光眼;颈椎、腰椎、手腕问题频发;久坐不动带来的代谢率下降、体重增加也在威胁健康。睡眠方面,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也是常见困扰。
更令人担忧的是情绪和认知上的损害。长时间刷视频、缺乏运动和社交,意味着未来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明显增加,抑郁和焦虑的风险也随之上升。此外,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会让同质化内容持续推送——如果老人总是刷到健康焦虑等负面信息,心理负担会明显加重。
预防与干预:重建现实生活的“意义感”
面对父母深陷手机世界,子女常常感到无计可施。陪王阿姨就诊时,她的儿子就曾无奈吐槽:“我也劝过我妈少看手机,可她根本听不进去。”
倪晓东指出,子女们最常采用的三种应对方式,恰恰全是误区。“就像管教青少年一样,硬性禁止只会激起逆反心理。”老年人同样如此,越不让碰,越要对着干。此外,如果线下生活没有被重建,意义感没有被找回,单纯让老人放下手机,只会换来更大的空虚和痛苦。还有些子女觉得“年纪大了,开心就好,刷刷视频也没什么”,但成瘾本身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
如果只关注行为本身,而忽略了背后的需求,干预注定失败。倪晓东建议家属从四个步骤入手:首先是理解动机,弄清楚老人在虚拟世界中究竟在寻找什么,是陪伴、认同、价值感,还是社交互动?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是尝试在现实生活中提供类似的替代满足,用真实的情感连接和价值体验去填补虚拟世界所占据的那个位置。第三步是合理设定边界,比如借助技术手段进行适度限制,例如晚上九点以后降低网速,或者约定手机不带入卧室,通过这些软性约束帮助老人逐步建立使用规范。最后一步是帮助老人重建生活习惯,包括恢复规律的作息、增加户外活动,并鼓励他们参与广场舞、合唱团等群体性活动,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和活动圈。
对王阿姨的干预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除了短期使用抗焦虑和改善睡眠的药物稳定状态,倪晓东给了她几条具体建议:晚上九点或十点后手机必须留在客厅,不带进卧室,因为刷视频带来的大脑兴奋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平复,睡前一小时完全不碰手机才能保证入睡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她的生物钟,要求她白天出门晒太阳,通过自然光照抑制白天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强化晚上的分泌高峰,帮助紊乱的节律逐步恢复正常。同时引导她参与广场舞等群体活动,用运动激活多巴胺系统,为大脑开辟一条健康的愉悦通道。
同时,儿子也调整了做法,他给留在老家的父亲装好了网络设备,让老两口能经常视频通话,周末尽量组织家庭户外活动,还教会了母亲拍视频和剪视频,让她在创作中重新找到乐趣。倪晓东对此颇为赞赏:“虽然看上去还是在用手机,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是单纯等待外来刺激,被动地接收信息。现在学会了怎么拍、怎么拍得更好、怎么发布,大脑的更多功能区都被调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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