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转向了规则壁垒、绿色壁垒与“长臂管辖”相互叠加的复合型遏制路径。面对挑战，中国通过规则适应与技术革新等寻求突围，中国政府也接连出台多部法律法规，构建起法律反制体系。有学者表示，应对欧盟的贸易打压，不仅要积极应诉和反制，也要善于利用欧盟内部的政治制度特点，团结可以团结的阵营，并通过精准反制制造“寒蝉效应”，向大肆宣扬保护主义的政客发出警示。
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生产真空保温杯出口的老牌企业正在探索应对欧盟绿色壁垒的可行路径。创立于1985年的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从去年起，在其发往德国的产品上增加了一枚特殊标签。消费者只需用智能手机轻轻一扫，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便一览无余。这背后是国网金华供电公司自主研发的分时分区电碳因子核算平台。金华众多外贸企业正借助这一数字化工具应对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CBAM被业界形象地称为“碳关税”。根据该机制，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钢铁等产品征税。以钢铁为例，每吨碳排放可能面临60至100欧元的关税。此外，欧盟已提出立法草案，计划自2028年起将CBAM的适用范围大幅扩展至约180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涵盖机械装备、家用电器等领域。
面对欧盟构筑的绿色壁垒，中国企业并未被动等待，而是主动通过规则适应与技术革新寻找突围路径。例如，深圳碳中和公司成功研发出“碳中和”牌工业生物燃气-生物炭、碳中和钢等多种产品，围绕这些技术申请了一系列碳中和工业专利，覆盖受CBAM影响的主要行业与产品类别。
类似的考验也出现在电池领域。2023年8月，《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正式生效。根据相关规定，自2027年2月起，出口至欧洲市场的动力电池必须配备符合要求的“电池护照”，详细记录制造商信息、材料成分、碳足迹及供应链数据。2028年后，车用动力电池及容量超过2千瓦时的工业电池还需披露锂、钴等回收金属的使用比例。为应对欧盟上述规定，中汽研究院携手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领军企业，联合开发设计了“中国版电池护照”，并搭建电池ID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满足欧盟电池法规要求。借助区块链溯源技术的应用，亿纬锂能等企业构建了从原材料开采到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全链条可信数据体系，通过了欧盟的合规审核，成为中国首批获此认证的电池厂商。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学者朱晔表示，我们还要深化产业利益绑定，推动从“对欧出口中国制造”向“中欧产业链深度交融”的战略升级，鼓励并推动优势企业出海，在欧洲本土投资建厂，将中企利益转化为欧洲地方政府的税收、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
今年5月15日，一份来自中国司法部的认定，让布鲁塞尔的贸易官员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压力。中国首次启用刚刚生效不久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正式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近年来，欧盟对华贸易保护呈现出显著新特征。依托《外国补贴条例》，叠加CBAM、《关键原材料法案》等多项立法，欧盟从准入门槛、成本约束到合规审查、供应链管控，全链条抬高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成本。金风科技、隆基股份等中国企业在欧项目，都遭遇过欧盟调查，相关企业大多以退出交易等方式化解合规风险。
面对欧盟持续升级的贸易霸凌行径，中国跳出零散化、临时性反制思路，选择用法律对法律，用规则对规则。反制链条的第一环，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启动。2024年7月，应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申请，商务部依据《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正式启动对欧盟FSR相关做法的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历经半年全面核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3号公告，依法认定欧盟FSR调查构成“贸易投资壁垒”。有了“贸易投资壁垒”的定性，后续所有立法和执法反制都有了事实根基与规则依据。锚定产业链安全、不当域外管辖、跨境投资保护三大欧盟规制主攻方向，我国接连出台多部法律法规，补齐涉外法治领域多项制度短板。
今年以来，3部法规密集落地，其节奏之快、针对性之强，在此前的经贸博弈中亦不多见。3月31日，《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正式公布。这是我国首部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专项行政法规，将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则系统化整合，建立了从调查、认定到处置的完整程序链条。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关键领域清单制度，授权对威胁我国产业链安全的外国行为开展调查与反制。
4月7日，国务院公布《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旗帜鲜明宣示我国不接受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原则立场，确立了国家层面的反制和限制措施，并新设了“恶意实体清单”制度。该条例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对有关国家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行为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依法采取外交外事、出境入境、贸易、投资、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等方面的反制和限制措施，为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授权。
6月1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外公布，以34条内容完善了对外投资服务、管理、保护方面的主要制度，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
从商务部贸易壁垒调查的定性铺垫，到3部行政法规的密集出台，再到阻断禁令的落地执行，中国完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法律反制体系构建。这意味着，中国在经贸摩擦中告别了以往以交涉表态为主的被动应对模式，转而依托日趋完善的涉外法律工具箱，以规则对冲规则，为出海企业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制度防火墙。
事实上，中国企业此前已经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欧盟2024年10月底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上汽集团、比亚迪等中企在欧盟普通法院对欧盟委员会提起诉讼。对于欧盟此前已经采取的部分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中方也采取了反制措施。从2025年6月20日开始，欧盟限制中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其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这一年7月，中方也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部分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采取对等限制措施。
对中方已经采取或者可能采取的其他反制措施，欧盟媒体有不少报道。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策略将是“精准且外科手术式的”。德国零售新闻网评价称，中国未来的反制选项可能涵盖对欧洲企业征收报复性关税、加强监管，直至限制关键战略原材料出口等。目前，欧盟各方特别关注中国在稀土及其他对电池、半导体和绿色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上的政策。
应对欧盟贸易壁垒，不仅要积极应诉和反制，也要善于利用欧盟内部的政治制度特点。朱晔表示，面对欧盟建制派复杂的利益代表结构，中国需要超越传统的商品贸易逻辑。欧盟决策层并非服务于单一实体，而是代表跨国资本、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官僚体制自身以及核心成员国等多重利益。政治正确凌驾于经济规律，布鲁塞尔官僚脱离经济一线实际，这些结构性矛盾催生了欧盟自相矛盾的政策表达。
为此，中国应实施精准外交，团结欧盟内部可以团结的阵营，从内部向布鲁塞尔施压。朱晔称，还应多与欧盟各国的地方政府建立经贸联系，当中企投资创造本地就业时，反华政客自然面临本土选票压力。此外，应该通过精准反制建立“寒蝉效应”，让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客意识到这种不公平做法将让他们付出代价。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出口顶住逆风逆流，规模达到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欧方应该明白，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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